出版侵权现象为何屡禁不止

当前出版业侵权现象屡禁不止,侵权成本低,维权难度大成为其主要原因。同时一些出版社或个人,知法犯法,使得这一现象愈发严重。长此以往, 必会对整个出版行业造成恶劣影响。因此,无论是出版社还是出版工作者应承担起自身责任,不违法,不侵权,共同维护产业的良性发展。出版侵权现象为何屡禁不止呢?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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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马爱农维权媒体见面会

一是法律意识淡薄,作家、出版社冒险打擦边球心理作祟。有一些作家、出版社法律意识淡漠,明知侵权违法,但为了商业利益,抱着打擦边球心理,做出故意为之的侵权行为。例如某出版社出版某书时用到某作家的作品,在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已进行编辑加工,没想到了付印环节了却得知该作家不同意授权,出版社不愿意眼看着前期工作付诸东流,又仗着自己大社名社,抱着“店大欺客”心态继续出版。
这种侵权情况在作家全集、文集出版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且愈发隐蔽。从法律层面而言,作家的全集文集中所包含的单行本的专有出版权是必须得到尊重的,如果单行本版权分属于不同出版社,那就必须经过所有相关出版社授权后才可以纳入全集或文集出版,否则就是对专有出版权的侵害。有些出版社深知这个道理,但却以很隐蔽的方式进行侵权,大打擦边球。像某出版社将人民文学出版社拥有独家版权的《白鹿原》纳入所谓“陈忠实集”,而且将“陈忠实集”字以篆刻形式印在封面上,做得极小,让人误以为就是单行本,做得极其隐蔽。

二是出版社与文化公司合作疏于管理,侵权行为恶劣。当前许多侵权行为都是在出版社与文化公司合作过程中出现的。如很多文化公司都在出版各种世界文学名著,它们并非邀请专业人士重新翻译,而是在一些已经出版的名著基础上稍加改造,甚至原封不动地加以剽窃,将译者名字改头换面之后就出版了。而出版社方面疏于管理,并未对译稿把关,甚至稿子看都不看直接下发书号予以放行。还有一些文化公司,并未注意到还在版权保护期内,竟未得到授权也并未进行版权登记竟直接出版了。如海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我亲爱的甜橙树》,有读者发现其译文竟然是全部抄袭台湾繁体字版的。此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拥有中文简体专有出版权,且从未授权任何其他出版社出版不同版本。这种侵权行为之恶劣,令人震惊。 

三是维权工作艰难,结果往往得不偿失。不管是对盗版行为,还是对披着合法外衣的侵权行为,出版社的维权工作都是很艰难的。对盗版而言,以往集中在畅销书方面,而现在连一些专业的古籍、学术书都有盗版的,而且盗版书摊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在二三线城市情况尤其严重。如果要诉诸法律,则需要聘请律师,取证、公证、开庭等程序都少不了。而取证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主张赔偿要求时法院往往要求提供受损证据,这是很难计算的,尤其是想知道侵权图书印数很困难。侵权方提交的委印单往往弄虚作假,有的在版权页上根本不标注印数或标注的数字是虚假的。且维权官司打起来耗时耗力,官司打完了,侵权图书也卖得差不多了,甚至因为官司引起了社会关注反而越卖越好,真是让人气愤。

四是侵权成本过低,处罚力度小。在新的稿酬标准公布前,法院判赔是非常低的。例如新世界出版社以“马爱侬”名义出版的涉及多国语言的翻译作品10余部,马爱农诉诸法院,法院仅判其赔偿马爱农经济损失10万元,赔偿马爱农合理费用1.5万元,平均每本仅得几千元。《推拿》维权案一审判决,仅判罚陈枰和西苑出版社赔偿毕飞宇经济损失5万元;在之后的二审判决中,改判侵权方赔偿毕飞宇损失14万元,赔偿人民文学出版社8万元及合理费用5千元。新的稿酬标准公布后,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总体而言,出版社侵权成本还是太低。出版管理部门要对侵权出版社进行相应处罚,在书号管理上严格限制,在国家出版基金等国家项目上实行一票否决制,以此来强制性地要求他们遵守法律法规。而作为出版工作者更是首先要做到遵纪守法,自觉维护行业规范,自觉抵制侵权行为。相信,只要文化人都能以身作则,出版侵权现象是会逐渐减少的。

(本文编辑:原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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