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出版社:岂止于大

编者按:牛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销售收入三倍于剑桥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李广良读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年报,写下此文,分析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战略布局,尤其分析了对我国出版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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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没有之一),2014/2015年度的销售收入高达7.67亿英镑,税前利润1.04亿英镑,有三个剑桥大学出版社那么大(剑桥当年销售收入为2.69亿英镑)。剑桥每年新出学术出版物为1500余种,牛津则达到5800余种,加上每年6700余种教育出版物,每年新出出版物总计超过12500种。

去年,我写了一篇《解读剑桥大学出版社年报:差距不在规模,而在全球影响力》(刊于《出版商务周报》),感觉剑桥真的是在众多领域引领风潮,是全球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之楷模。最近,看了牛津的年报,不禁感慨:牛津不仅是规模和影响力大,更令人惊叹的是她的世界胸怀和文化魄力。真是应了iPhone 6的广告语:Bigger than bigger(岂止于大)。

总体战略

从总体战略上看,按照牛津大学出版社总裁尼格尔•波特伍德先生的说法,牛津几年来的关注焦点和投资重点保持不变,即:一、加速数字转型;二、扩大全球覆盖面;三、提升组织效能,建立未来增长平台;四、坚守使命,推进研究、学术与教育。以数字出版为例,在学术出版板块,数字产品占到销售收入的一半以上;而从整个出版社来看,数字收入也占到了20%。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充分体现了其总体战略的两个案例。

小城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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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出版社年报的封面

打开牛津年报,封面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搞错了。坐落在群山之中的一个贫穷的小镇,密布着晃晃悠悠的电线,几个衣着朴素的南亚农民簇拥着一辆手推车,上面载着一些货物。仔细一看,才辨清纸箱上印着的单词“OXFORD”。没有伦敦塔桥,连Clarendon大街上的总部也没有。翻到说明才了解到,牛津每年10月都会在巴基斯坦举办书展,这是北部小城Skardu的当地人在把书运到展馆。原来,从1952年开始,牛津就在巴基斯坦开展业务了,巴基斯坦不但成为牛津的市场,而且很多巴基斯坦人也成了牛津的重要作者。

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铁哥们,我们拼命在那里搞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人家牛津则深入到偏远地区的毛细血管,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着文化普及的工作。这些举措带给我的疑惑久久挥之不去。

再往后面看,年报提供了一些答案。根据牛津大学的管理体制,副校长(Vice-Chancellor)实际上全面执掌校务,并兼任牛津大学出版社理事会(Delegacy,由大学的21位学术雇员组成,总体负责出版社事务)主席。在年报前言里,即将卸任的牛津大学副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教授说,牛津大学衡量出版社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全球覆盖面”(global reach)。理事会秘书、出版社总裁尼格尔•波特伍德先生也说,衡量出版社践行使命的效果有四个指标,分别是覆盖面、影响力、可持续性和声誉。

100种语言的数据库

另一个显示牛津的文化胸怀的案例,是开创性的“牛津全球语言”项目(Oxford Global Languages,简称OGL)——把100多种语言的词汇信息装在一个组织严密的大数据库里。包括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洛文尼亚语、马来语、罗马尼亚语、印地语、祖鲁语、索托语等等。数字化革命虽然使很多人获益,但是也让一些小语种在国际社会、商业和文化互动中变得更加弱势了。因此,OGL特别注重在数字化世界中被边缘化的那些小语种。借助OGL,成千上万的人将第一次在数字化世界看到用母语表达的语言和技术内容。更重要的,这个数据库将是免费的,至于其盈利模式,在建成前的这份年报中并没有透露。

联想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里,仅仅建设某个著名作家的英汉对照语料库,就可以由之产生很多新的研究成果。现在100多种语言集中起来,能够产生多大的魔力、带来怎样的变革,我实在是想都不敢想。值得指出的是,OGL并不是大牛津商业王国的一个点缀、一项慈善事业,相反,牛津把她放在了其词典板块的中心位置。别的出版社,或许经过努力完全可以编纂出版一本或多本好词典,但是OGL项目恐怕只有牛津想得起、做得出。

牛津的启示

阅读牛津年报,我略微总结了几点,可能对我们在中国做出版有所启示:

第一,出版人始终要葆有一种献身文化事业的情怀。牛津年报念兹在兹的都是如何提升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识字率、提高教育水准,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在巴基斯坦偏远小城举办书展,为很小的语种保存和开发数字内容,等等,没有一种可贵的世界胸怀和文化魄力,都是不可能梦到的。

第二,牛津所谓“践行使命”对我们衡量“社会效益”的启发。中办、国办2015年9月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后,一些行业协会和专家开始研究探讨出版业社会效益的评价体系。受牛津启发,看来国际化,特别是“全球覆盖面”应该列为一项重要指标。

第三,中国出版人不要只盯着国内市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不要挤破头拼命往所谓欧美主流市场拱。放眼广大发展中国家,其实才是真的机会无限。东方不亮西方亮:虽然中国学生数量在减少,但是巴基斯坦的学生在增加啊,印度的识字率在快速提高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政府正在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包括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启动的“丝路书香”工程,确实是很有远见,也是切实可行的。

第四,数字化要善于利用已经形成品牌的传统出版资源。虽然从大环境上看,全球图书馆的预算都很吃紧,但是在学术参考书方面,包含500多个品种的《牛津在线手册系列》对牛津的数字销售业绩贡献卓著,这也体现了牛津多年来积累的出版品牌和在版书目在数字化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本文编辑:原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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