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版,不做文化与学术的“搬运工”

编者按:5月21~22日,“学术出版与一流学科建设”国际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本届研讨会由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委员会、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指导,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爱思唯尔、斯普林格·自然集团共同主办。会上,浙江大学出版社(简称“浙大社”)总编辑袁亚春做了主题演讲,讨论了当代学术出版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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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这是农夫山泉的一句著名广告词。一些出版人在提倡出版摈弃浮夸,老老实实服务于文化界、知识界和学术界的时候,往往也把“搬运工”的帽子往自己头上套。我认为,如果用“搬运工”来形容当下出版工作中的某类基本无策划、无加工、无增值的现象,也许是贴切的;但针对整个出版常态,以“搬运工”自居,那就难免误解甚至贬低了出版本来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忽略了出版本来应具有的知识、学术整合功能。

学术出版的社会功能

就知识体系而言,按中国古代做学问的传统,一般是将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个方面,即“四部”,其思想或知识体系构建也与此密切相关。但自从1450年古登堡发明欧式活字印刷术以来,出版,尤其是学术出版在促进知识整合、学科分类的进程中日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5~18世纪,欧洲知识界基于对通用知识和专门知识不同应用的认知,通过大学课程、图书馆、百科全书这三个重要支撑,构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组织系统。

首先是大学课程,一般从初级的“三艺”(语法、逻辑、修辞),进阶到“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再到“三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最后到“三门高级学科”(神学、法学和医学)。

其次是图书馆,将大学的课程体系变成物理和空间的物质存在。这种存在的主角,无疑就是有明确知识分类的书籍。比如1650年,牛津大学图书馆的目录将书籍分成四大类别:艺术、神学、法学、医学。那个时代最早的参考书目,比如1548年出版的康拉德·格斯纳《汇编》,就是出版印刷商和学者合作出版的,对应于大学课程“三艺”“四艺”
“三学科”,是关于学科分类的一本著名工具书。

最后是出版商和大学教授热衷的“百科全书”,那是为了给大学的学生提供一种融合“三艺”、“四艺”、自然和道德哲学等知识的自主学习课程。出版商将编撰满足各种需要的“百科全书”变成一种专门性工作,甚至有一些著名出版商联合起来,在设置好图书内容和结构的基础上,雇请最著名的学者撰写《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的超级工具书。

由此可见,近代出版,从一开始就天然地与学科、知识的分类与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

作为知识整合主导力量之一的学术出版

中国现当代的出版与欧洲相比,在知识整合、对知识分类和创造中的作用,自然有所不同,但也有充分体现。比如上世纪初以翻译西学为主的出版,就极大推动了“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因出版而得以迅速传播。

当年,严复、林纾、胡适、鲁迅、陈望道等,以及稍后的王亚南、郭大力等人译著的出版,可以说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开了先河。尤其是严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原富》,成为主动引入西方自然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开端。

到了当代,最值得关注的学术出版案例,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规划出版。这套丛书出版计划从1981年开始启动,按哲学、经济、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社会、语言等大类明确学科范围,出版社每隔几年就会邀请各领域权威专家论证选题,选定翻译书单。整套丛书的规模达700余种,836册;仅仅经济学一个门类,就出版了368种名著,可谓洋洋大观。可以说,中国学人,无一例外都从这套丛书的阅读中得到了系统的学术或知识滋养;各门类学科,无一例外都从这套译著里汲取营养,完善体系。

学术出版有多种多样的出版模式,其对知识整合及学科构建的作用也在发挥空间和形式上有所差别。比如,浙大社正在推进并将于2022年完成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作为国家“十三五”重大出版工程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其对学科与艺术知识的系统普及,更多的表现在——以书籍出版为抓手,通过课题研究,将图像与文献整理、编纂,图文制作与编校,以及博士后培养,网络视频传播普及,专题性展览等融合起来,达到出版与学科联动的多重效果。

第一,出版社与人文学院、艺术学院合作,通过专门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摸清在世界各国300余家文博收藏机构现存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分布、数量、文物价值等级,以及资源获取路径等。第二,积极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获得国家正式委托课题立项,明确其学术研究定位。第三,搜罗、组织海内外权威学者加盟编纂团队。比如,著名艺术史学者方闻、白谦慎、傅申,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等机构的著名专家等。第四,项目组参与学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的联合研究,累积艺术研究人才。第五,与印刷制作单位合作,开展艺术品印刷制作技术的深度探索,争取做出全球最优,并获得专利。第六,在学习强国App设置“每日一幅中华名画”栏目,普及美术知识。第七,开启围绕“大系”的各种专题展览,提出各种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议题,比如科学与艺术的关系等。

该项目对学科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即在最齐全、最高清搜集、拍摄制作的基础上,完成出版整套“大系”,这将极大地改善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基础条件;同时,“大系”编纂出版所建构的庞大的高清图像和题跋、印章等数据库,为绘画作品断代、绘画风格演变、藏品流传与真伪鉴别等提供了确凿可靠的依据;其内容涵盖对具体作品的真伪鉴定、画家个案研究、流派风格的脉络梳理、断代或区域绘画史研究等,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古代绘画史知识系统。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改写中国艺术史”奠定基础。 

学术出版除关注学科外,还应有问题意识,关注社会重大需求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展开对重大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设计和跟踪。这方面,浙大社最先策划并持续跟进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研究”系列就是一个典范。该系列至今已出版著作两辑,分别入选国家“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第二辑还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浙江大学高水平文科基金资助。

建立知识关联体系是学术出版的重要方向

由于出版天然具有知识运动的属性,以数字化和互联网为背景的知识服务,应该是出版最具发展空间和潜力的方向。展开出版知识服务、学术服务,必须打破书籍与书籍之间的壁垒,从整合出版物内容出发,构建完整的知识关联体系和直接链接,实现知识产品价值的有序流动。

首先,建立有序的知识关联,有利于高效管理知识,提高知识习得的效率;有利于促进内容整合后新的价值实现,以及读者个人知识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提高知识转化率,促进知识的多样化运用。

其次,通过内容的深度解构重组,建立知识关联体系。包括通过多维度标签,建立覆盖知识所有属性的标引体系;通过知识消费者画像,完整呈现知识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揭示知识完善发展的轨迹。

最后,保持知识运动的开放性,整合与书籍内容相关的外部资源,确保知识关联体系的持续更新。

总之,出版不是简单的复制;学术出版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版,它必须融入学术整合和知识创新过程,甚至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背景下,学术出版还必须从出版本质和功能的视角,完整构建知识的关联体系。这种关联体系的建立,对学术出版及其衍生的学术服务、知识服务尤其重要。

(本文编辑:周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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